原标题：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部长柴启民：绿色和低碳发展将形成政策“联合拳”
南方财经集团全国两次会议报告组王凡的报告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应该在碳峰值和碳中和方面做好工作。 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到2030年使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碳峰值和碳中和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热门词汇，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和讨论。 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未来我们将建立什么样的低碳政策体系？ 为了在短短40年内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必须面对哪些挑战？ 挑战背后，如何计算经济账户？ 实现碳中和的愿景需要多少资金？
考虑到这些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采访了生态与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启民。
双重控制碳排放强度和总量
《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的行动计划。碳峰值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相关的低碳政策将关注哪些领域？
柴启敏：关于“十四五”规划的目标，政府工作报告和纲要草案明确指出，“十四五”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18％，即与“十三五”目标相同。 更具突破性的是，纲要草案首次提出“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体，以总碳排放控制为补充的制度”，标志着我国已逐步进入对两者的双重控制碳强度和总排放量。 发展阶段。
其中，“十四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18％，是绿色生态学领域的一个有约束力的指标。 通常也将其称为碳排放强度，它是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GDP的比值，代表了经济效率。 。 我国的碳排放强度的峰值大约在1978年出现。这个转折点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第一个转折点，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驱动的峰值。
我们必须在2030年之前部署的是总碳排放量的转折点。 尽管这是生态环境领域的指标，但它与能源生产和消费，工业和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相关。 碳排放总量的峰值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转折点，绿色和低碳发展政策所驱动的峰值，对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经济发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脱钩，这意味着，首先，就发展模式而言，我们已经摆脱了依靠高资源投入和高环境成本以换取传统发展道路经济增长; 二，技术进步和谐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创新驱动已成为现代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新的增长范式。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个转折点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十四五”期间的低碳政策将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做出努力。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促进清洁，低碳，安全和高效地使用能源，并深入促进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 其他领域的低碳转型。 除监管政策外，我们还将对绿色和低碳发展实施特殊的财政支持政策，建立碳减排支持工具，并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21世纪》：接下来将制定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碳排放限制目标吗？
柴启民：可以说中国是低碳政策干预的高峰期，目前尚无具体经验可借鉴。 而且，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其发展和减排不仅与自身有关，而且与世界有关。 必须谨慎确定总碳峰。 研究人员可以预测价值，但必须与现实存在差距。 为什么现在没有明确说明总额？ 实际上，希望会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是，必须有强烈的政策信号来传达做出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并且必须在2030年前实现。
面对艰难的挑战和刺客
《 21世纪》：中国不仅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自然峰不同，而且距碳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比欧盟和美国短得多。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柴启敏：的确，欧盟从碳高峰到碳中和大约需要70年的时间。 它可以平静地部署消除基础设施和退出煤炭行业的计划。 如果这些设施在其自然寿命期内被淘汰，那么改造的经济成本将相对较小。
我们大量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设备的服务期限通常相对较短。 例如，燃煤电厂的平均服役期仅为15年左右，一般设计寿命一般为30至40年左右。 未来，整个经济将被彻底脱碳。 可能会面临早期淘汰。 为什么宏观政策领域最近密切关注碳中和？ 因为存在将大型高碳资产搁浅的风险，甚至成为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从而影响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因此，碳峰化和碳中和不容易实现。 它要求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包括以合理有序的方式制定一系列长期不断加强的政策和支持措施，例如碳交易市场。 安排退出该行业，并尝试将整个转型的成本降至最低。
《 21世纪》：既然面临如此艰巨的挑战，如何理解中国目前提出碳峰值和碳中和目标的决心和必要性？
柴其敏：我刚才提到的更多是在成本和价格方面，但是如果中国不进行碳峰值和碳中和的部署，会不会有成本和价格？ 答案是否定的。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面临的长期而根深蒂固的挑战。 目前，中国每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 到2020年，我国GDP将突破万亿元，这将造成约1万亿元的损失。 如果过去和将来是累积的，那么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
经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临界点。 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走生态文明的新道路。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此过程中，绿色和低碳的新经济得到了发展，例如新能源，电动汽车，能源存储和绿色建筑。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向绿色和低碳转型。 这是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 只有抓住这一点，中国才能真正进入全面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此外，尽管面临艰巨挑战，但与1979年欧盟的碳排放高峰相比，当前的技术和工程建设水平已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或后继优势。 尽管在实现碳峰值和碳中和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我们也有一些杀手和第一步。
资金缺口背后是政策缺口
《 21世纪》：您曾经透露过一个估计，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的总资本需求将达到约139万亿元，平均每年约3.5万亿元，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在整个社会中，平均每年的长期资金缺口超过1.6万亿元。 资金缺口还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吗？
柴启民：我们每年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公共投资约为4,700亿元，与3.5万亿元的缺口非常大，需要社会资本来补充。
近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投融资的指导意见》。 融资系统。 该国过去一直在促进绿色金融，并且在过去几年中发展非常良好。 将来，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分配和面向市场的改革，包括定价机制，资产评估，信息披露，风险控制，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标准。 系统和金融技术应用。
资金缺口背后实际上是政策缺口。 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周期相对较长，并且受政策风险的影响更大。 因此，政策的稳定性，未来的期望以及市场信号都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结合多种方式来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本来投资该领域。
《 21世纪》：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绿色和低碳政策。 您对进一步的政策组合有何期望？
柴启民：最近，关于碳峰值和碳中和的国家政策文件频繁出现，包括《关于协调和加强与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工作的指导意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和完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
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各种政策制定机构也可能会集中推出相关政策，例如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这些政策最终可能是多维结构，形成了越来越成熟的政策体系，以支持绿色低排放。碳开发。
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达到了碳峰值，其中一个因素是，它们已通过全球工业分工将高排放行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但是，中国强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以及制造业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不能空洞化。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产业转移来实现碳峰值和碳中和，而更多地需要专注于技术创新。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都在挖掘潜力。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上这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它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也将成为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