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年减少427,300人！ 东部三个省份完全开放的人口生育能力能否解决人口增长的负面问题？资料来源：中国之声，中央广播电视台
从计划生育到“分开的两个孩子”再到全面的两个孩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分娩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最近发布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的答复，说：东北地区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探索，并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计划。该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减少，给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在202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建议，请带头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的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生委员会表示，已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多次到当地进行专项调查。。 东北为什么要带头探索全面放开人口政策限制的政策？ 如何解决托儿费用高的问题？中央广播公司记者采访了参与上述研究的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有关专家。
每年减少427,300人，东北三个省的人口均出现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什么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立民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宋立民：根据《 2019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这三个省的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76,000、133,300和218,000，共减少427,300。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80‰，-0.85‰和-1.01‰。 尽管尚未发布2020年东北三个省的人口数据，但极有可能出现负人口增长趋势。
根据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中国东北地区总人口的减少反映了诸如地区经济体系，产业结构和社会政策等全面而系统的问题。 例如，随着资源的枯竭以及民族工业的升级改造，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无法在当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一旦分娩意愿下降，很难增加
宋立民说，人口减少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旦生孩子的意愿下降，就很难增加。 卫生委员会的答复还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分娩政策实际上相对宽松。 例如，黑龙江省规定，边境地区居民的配偶双方都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并不高。
△宋立民宋立民：东北也有一些特点。 例如，国有经济的比重很高。 我们实施节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我们就过早地形成了。 我称其为“生殖意愿刚性”，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的生殖意愿降低，就很难提高它。 我们从分娩带给家庭的利益不断减弱，但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一旦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下降，就很难提高。
然后，在东北，如果完全放开生育限制，应该以什么方式做？宋立民说，第一件事是对生育意愿进行彻底调查。
宋立民：有必要对整个地区进行生育率（意愿）调查，以充分揭示每个人的生育率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 第二个是进行一些监视，以查看效果如何，以及我们如何在下一步中改善或实现预期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头等大事吗？
提高生育率不仅是东北的“优先事项”。 2020年底，民政部长李继恒写了一篇文章：“目前，由于许多因素，我国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较低，总生育率已降至警戒线以下，人口发展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注册新生儿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175.5万，下降了14.9％。 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东北地区的“试点探索”还远远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放开生育政策的限制。 但是他还指出，作为人口政策的一部分，生育政策还远远不足以解决人口增长负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王小峰：生育政策只能在其政策的有效范围内运作。 目前，这超出其政策范围，意味着如果我们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我认为这可能还不够。 我个人认为，完全放开生育限制非常必要，并且可以更快，更广泛地发布。 因此，需要以这种方式实施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政策。
国家卫生委员会指出，经济和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经济负担，婴儿和儿童保健以及女性职业发展方面。 公众的反应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已大大减少。
如何解决托儿费用高的问题？
一些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意“出生”，但实际上是在担心“出生”。
生孩子很容易，抚养孩子也很困难。 首先，存在“金钱”问题。 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法案”越来越“下沉”，从而推高了抚养婴儿的成本。宋立民建议，我们可以从差别减税和经济补贴政策入手，以进一步降低家庭育儿的成本：
宋立民：（建议）孩子的家庭可以减免许多税，也可以将其减少到较低的税级，从而可以大大减少家庭的纳税额。 实行累进生育津贴制度，根据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根据孩子人数实行分步补贴机制，以减轻家庭的经济成本。 同时，它包括在分娩过程中使用的商品，例如母婴产品。 例如，当我们购买房地产时，应该有很多税收减免。 我认为这更科学，更人性化，并且反映出一种友善的生育态度。
如果我生孩子时被降职怎么办？ 回到职场后如何解决害怕“跟不上”的问题？ 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担心“职业生涯中断”。在这方面，宋立民建议，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同等的育儿假。
宋立民：实际上，我们男人似乎只有陪产假，而没有育儿假。 如果父亲可以一起参加育儿，则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也可以减轻对母亲职业中断的影响。 因此，我特别提倡实行两性平等的育儿假，这样男人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负担不起工作，两个人工作，没有人生孩子”是许多年轻夫妇的真实写照。
全国卫生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护理服务的指导意见》 ”，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推广育儿服务。 ，苗圃服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最初的结果已经在几天前出现。 此外，国家卫生委员会最近宣布了《托儿所指导纲要（试行）》。 王小峰认为，大力发展幼儿园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分配的作用，但政府必须带头。
王小峰：在东北计划经济时代，国有资产含量很高。 国有企业有托儿所吗？ 是的，但是在市场化之后，其中许多被释放给了社会，特别是0至3岁的公共托儿所逐渐消失了。 现在，政府再次这样做。 我认为这应该是减轻家庭育儿负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如果能够很好地建立和促进0至3年的突破和机构，特别是在某些国有企业中，则可以首先建立。 这可以大大减少相当一部分育龄家庭的托儿服务。 好累
专家：改变“晚婚早产”的观念，结婚后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整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其中包括未婚者。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实际上正在缓慢增加。 因此，提高总生育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每个人的结婚意愿，改变“晚婚生子”的观念，缩短生育周期。
王小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不结婚，或者有很多人迟到。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限制了生育率的上升。 即使我们没有结婚，我们如何谈论分娩呢？ 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吗？ 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已婚育龄的年轻人，到一定年龄就可以结婚。 不要迟到。
中央广播电视台记者王义群，徐志强，袁经纬